南越这一妙招,没有成功,关键系于:(1)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,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。(2)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。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。中国的情况,较越南更特殊。地主和农民的利益,彼此矛盾。绝大多数农民相信,跟着共产党走,将结束贫困,获得翻身。凭这付印象,已命定失败,劳民伤财,空忙一阵。经国有什么选择呢?明知不可为,亦只有临危受命,鞠躬尽瘁。计划没有出门,困难来了。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办事,奉公守法。一记太极拳打过来,经国已手足失措。他们说:“设立实验区,事关改变现时政区,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。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。”耗时旷日不说,能否顺利通过,还是未定之数。最后,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,根据“戡乱总动员令”,交国防部出面办理。但“实验绥靖区”的原定计划,早已走样。国民党的事,如是拖泥带水,甭说,对敌斗争之不易,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,就够辛苦了。“戡建班”第一期毕业的学生,约一千二百余人,编为六个大队,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,子弹两百发,官阶准尉、上尉不等,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。一九四八年一月,国防部戡建总队[16]成立。总队长胡轨,下辖六个中队,分驻苏北、皖北、豫南、鄂北、鲁南、冀东各地。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“戡建中心小组”指挥。队员或个别、或小组,参与地方施政,组训民众等工作。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,进行搜查、逮捕活动。以戡乱建国的“先锋队”、“政治兵’自居,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,发生越权揽权等情。因而,戡建的功能,未见发挥,内部倾轧的现象,不一而足。戡建总队之外,尚设戡建小组,负责情报活动,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。其奈,俱往矣,随着国军的覆灭,他这支新兵,被俘、被歼的.占十之八九。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,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,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,无一幸免。少将督导游鲲(曾任蒋主任秘书)同时成擒。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、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。潢州第三大队,因豫南战局吃紧,各奔东西,而自行解体。淮阴第一大队,未遑开展工作,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,后陆续逃回上海。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,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。武汉“戡建小组”的组长宋特立,携秘密档案投共。赣南时期,经国曾说过:“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,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。”现在,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,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。注释[1]吴嘉静著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》,《中报月刊》第41期(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》,第98页。[2]曹聚仁著《采访二记》,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[3]曹省三、曹云霞答《蒋经国系史话》,香港《七十年代》月刊,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,第178页。[4]程思远著《李宗仁先生晚年》,第9页,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,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。[5]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[6]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。[7]同[3]。[8]黄维,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,徐蚌会战被俘,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,恢复自由。[9]同[3],第185页。[10]毛泽东著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》(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,第1229页。这一统计数字,不一定正确,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,董显光谓“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,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”。《蒋总统传》,第488页。[11]电影《南征北战》和《红日》即描写此役经过。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。[12]参阅《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》(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),一九四七年四月,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,不久,胡部被全歼。[13]rsellrandall准将,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:战场上、财务上、政治上、精神上和心理上。见《中国时报》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。[14]暗杀闻一多、李公朴,其余如特务恐怖、抓人、判刑、坐牢等。真正的共党分子,极少抓到。[15]同[3]。[16]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,尚有“人民服务总队”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,“绥靖总队”属国防部第二厅。----12八一九防线战争进入第二年(和谈破裂),共军反守为攻,国军精锐,象见到太阳的坚冰,快速融化。毛泽东“宜将胜勇追穷寇”[1]的战略,就是看准蒋的弱点,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,由内线进攻,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。等到后来,蒋看到事态之严重,承认经济战场上,也遭受挫折,已生命垂危,再无法挽救了。据董显光说:一九四八年夏间,印刷纸币的费用,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。[2]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,假定,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:“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,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;如以银元来计算,约等于十五元上下,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,我们的收入,只等于银元五、六元左右了。这份薪给,比之战前女工,还差了一半。”[3]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。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,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,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,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,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,物价上涨的幅度,如此巨大,可真是“法币的末日”了。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,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,有内在的,也有外在的。外在的压力,是中共的控制地区,日益扩大,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,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,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。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。国库收入(田赋)锐减,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。赤字成为天文数字。国府更大的困扰,每失一地,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,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,恐惧中共的“解放”、“翻身”。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,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,共达两千万之巨。政府无法坐视,需予人道救济,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。“无粮不聚兵”,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。但是,中国在战争中,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,一九三二至一九年,从事剿共战争,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,对日抗战。国共内战,又持续数载,民穷财尽,筋疲力竭。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,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。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,那就是:国民党先要自助,着手政治革新,推行民主运动,才肯慷慨解囊。华盛顿的观点,并不全错,但也不全对,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,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,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,有一的钱的功效。然而,客观事实是,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,再猛的药物针剂,短期间,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,进而生机勃勃。至于陈伯达所说的“四大豪门”等等,和真实情况,并不全部符合。谁当财政部长,谁也没有办法,唯有“凭了印刷机,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”,应付急需。其后果是“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,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,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,生活物价飞涨,币值日降。”[5]渐渐地,灵符失灵,“举国已成法币世界,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,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,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,物物交换风行各处。”法币在人民心目中,“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,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,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,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。”[6]换句话说,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,面临崩溃的边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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