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,二十年代正出现了“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”。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运动”,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,提倡“文学的革命,革命的文学”,由“五四”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,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。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,先在上海出现。一九二一年的七月,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,并召开、唐瑞福合著《蒋介石的故乡》,发表于一九八三年香港《大公报》。[5]毛思诚著《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》,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[6]参阅丁依著《蒋介石婚姻生活考》,香港《南北极》月刊、陈忠人著《纪念外婆—陈洁如》,香港《百姓》第49期。[7]蒋经国著《我在苏联的生活》。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。[8]同[6]。[9]同[2]。[10]马彬著《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》,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。马彬另一笔名南宫博,专写历史小说著名,他的论著,其实远胜过他的小说。----3孙逸仙大学中国一向以“中华文化,源远流长”而傲视环宇,因而产生出天朝文化中心论的骄傲和优越感。最明显的一个事实,我们祖先把国名定为中国,自许为宇宙的中心,它的周围则是蛮夷之邦,化外之民,即使到今天,称洋人仍是洋鬼子,而非平等待之。不错,数中国儿千年的历史,它有过辉煌期,也有过衰落期。唐代万邦来朝,我们的东邻日本,甚至派遣大量留学生,乘风破浪,到长安拜师入学。丝绸之路,首启外贸之端。历史是一面镜子,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,自视甚高的结果,适应性就比较差,对任何外来文化,悉采鄙夷峻拒的态度。鸦片战争以后,帝国的假面具拆穿了。后代子孙,为祖先们的骄傲和偏见,付出巨大的代价。继外侮日甚,有识之士觉醒到,非坚甲利兵,不足以保中华于不坠。接着倡“自强运动”,以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喊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口号。且在这个指导原则下,派青年士子,出洋留学,大搞洋务运动。留学的目的地,始则欧美。受甲午战败的刺激,咸认日本的“明治维新”,值得我们效法,改去东洋。一时留日的风气,取代留英、留美的热潮。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张群等选择日本,正说明当时的风向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,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,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。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,首途赤都,稍后,刘少奇、李立三、秦邦宪等革命青年,个别或集体的,奔向红朝。待苏联在华的势力,扶摇直上,留学苏联的吸引和一号召,顿成时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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